浅谈社会帮教与对重刑少年犯的教育改造/杨春平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1 19:08:58   浏览:8294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浅谈社会帮教与对重刑少年犯的教育改造

杨春平 马毅恒


近年来,青少年重刑少年罪犯人数逐年上升。据统计,仅2002年江苏省两个少管所共收押被判处10年以上的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刑的少年犯共442人。这些人,我们习惯上称之为重刑少年犯。重刑少年犯数占所有少年犯的60%以上。这些少年犯罪行重、刑期长、年龄小、但可塑性强。他(她)们中独生子女占 83%。对青少年罪犯的教育改造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而改造难度最大的要数重刑少年犯。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不仅要依靠监管改造机关系统、持续的努力,更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帮教特有的矫治功能。
社会帮教,就是通过之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来实现教育改造的个别化、社会化和科学化;是监管改造机关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基本教育手段之一。与普通成年犯相比,重刑少年犯在心理、生理和刑期上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帮教,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差异性。
一、针对重刑少年犯刑期长的特点,通过社会帮教,促进行刑个别化,教育他们做到三个“正视”,稳定情绪,安心改造。
刑期长,是重刑少年犯的一个显著特点。相当一部分少年犯,刑期要超过其年龄,这就意味着无论他表现多么突出,都必须在高墙铁窗中度过二分之一以上刑期。这对于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情绪容易波动的花季少年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强调严格管理或一味地空喊认罪服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针对这些特征,社会帮教工作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晓之以理,帮助他们正视过去的犯罪。,法制观念淡薄是少年重刑犯的共同缺点之一。当他们实施犯罪行为时,有的甚至觉得好玩,根本不知道或没有考虑这是否是犯罪。判刑后,有的人虽然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有一定的认识,但大都是肤浅和片面的。针对这种情况,管教部门除了对他们进行常规的法制教育外,还可以采取一些“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公、检、法办案人员和受害者家属来所,用犯罪事实和亲身感受来给重刑少年犯讲他们犯罪给他人、社会带来的危害,同时可以在他们中间深入开展“假如我是受害者,假如我是受害人家属”的讨论,唤醒他们的良知,增强他们的负罪感和悔罪意识。齐齐哈尔籍少年犯卢××,16岁时因“故意杀人、抢劫罪”被判处死缓。入所之初,负罪意识淡薄、因刑期长、离家远而不安心改造,表现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少管所邀请政法部门和受害者家属来所作帮教报告。听了报告后,卢犯变得沉默寡言。他在思想汇报中写到:“我今天的处境,完全是昨天胡作非为造成的。”“我判刑很重,但这与受害者及其家属所承受的痛苦相比、与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相比,完全是罪有应得。”“我的刑期很长,但我毕竟活了下来,如果我是成年犯,有两个头也不够杀”。思想认识澄清以后,该犯的改造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担会了电容器加工的生产组长,还几次获得大会表扬,四次被评所级改造积极分子。刑期也从死缓改判为无期,再从无期改判为17年,今年又获得减刑一年法律奖励。
二是动之以情,帮助他们面对现实,主动适应服刑生活。重刑少年犯大多是独生子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从小娇生惯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差,对父母的心理依赖性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外省籍犯,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这是他们心理上最为脆弱之处。省第一少管所有一名被判10年的重刑少年犯投送所里以后,对干警讲,他每天晚上做梦都想家。这是帮教活动的切入点。在处遇等级的管理上,对少年犯适度放宽条件,运用亲情电话、亲情共餐和特优会见(与父母)等帮教形式,增加他们与家人有接触、沟通和交流。还可以经常利用少年犯过生日的机会,向其赠送生日蛋糕,为其举办生日晚会,邀请其家长来所举行帮教活动。我们选择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尝试邀请部分家长来所与少年共同生活一天,在共度佳节的同时,辅导和提高少年犯的生活自理能力。省第二少管所苏州籍少年犯龚×(故意杀人,判15年),入监时刚满14岁,身高不足1.5米,加上一张娃娃脸,活脱脱一个孩子。监区分管民警主动与其家人联系,安排他父母经常来所会见、经常打亲情电话、写信。并特意指定一名年龄稍长、表现较好的少年犯组长辅导他自理生活,使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洗衣、套被等,很快适应了所内生活。目前,该犯已担任了质量检查员,并获得了一次减刑奖励。
三是导之以行,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对重刑少年犯来说,漫长的刑期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他们最担心家人因自己刑期长而抛弃他们。针对这一情况,少管所管教部门先后与二百八十多名重刑少年犯家长签订了帮教协议,争取家长的积极配合。同时,反复向少年犯本人宣传管教工作政策,让他们懂得刑期的可变性,引导他们积极改造,把握自己的命运,用实际行动来取得亲人们的谅解。南京籍一少年犯许××(强奸,无期),原判四年,,临近刑满时,因余罪被发现,提回重审,加判无期徒刑。由于他的家庭是继父亲母,对越坐越长的刑期,他担心家人尤其是继父不再关心自己。为了打消他的顾虑,管教民警主动与他父母联系,反复沟通,达成共识。从不同的角度来关心他的改造,引导他积极向上。几年来,该犯先后多次被评为省级劳动能手、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多次获得法律奖励。去年五月,他和他继父还一起参加了江苏省第五届省级改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按照他的计算,再过五年到2008年,他就有可能回归社会。许某家人的帮助,无疑对他的改造进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四是针对少年爱动感情,自尊心理的特点,培养其健康的人格,促进其改造自新。少年犯罪虽然在心理上有缺陷,但他们仍是有感情的人,在接受改造过程中,都希望能够得到宽恕、谅解,不被人们所歧视。如果管教民警能尊重他们的情感,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不是取训斥,嫌弃的态度,而是对症下药,和风细雨地进行耐心管教,对于他们的优点、进步及时表扬,培养他们热爱生活的自信心,那么他们把管教干警的要求看作是真正的爱护和帮助,不仅服从命令,服从指挥,而且会对管教民警产生感激之情和信任感。
二、针对重刑少年犯可塑性强的特点,通过社会帮教,推进行刑社会化,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重塑人生,本质改造。
思想改造的过程是旧的心理定势不断消解,新的动力定型逐步形成的过程。从实践中看,重刑少年犯大多数都罪行深重,思想品德低下。他们的世界观尚未定型、人生观显著错位、价值观严重扭曲,知行脱节,情绪、情感极不稳定。常常表现出行动上的盲目性和思想上的反复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少年犯情境犯罪较多,罪行重并不一定意味着恶习深,纵使恶习深,思想的可塑性也较强。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关键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帮教工作可以从亲情帮教着手,利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社会帮教,重塑重刑少年犯的“三观”。
一是开办家长学校。邀请少年犯家长来校,向他们宣讲有关法律常识,介绍监狱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方针,辅导他们掌握未成年犯在改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心理障碍和思想问题,掌握应对方法和策略。最大限度地争取少年犯家长配合好监所的工作,形成合力,使未成年犯的“三观”教育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更贴切、更富有针对性。家长学校一般每年春秋各一期,通过办学,使民警、家长、少年犯增加了互相沟通,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二是签订帮教协议,争取地方政府、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支持,共同关心少年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可以与少年犯原籍的学校、市、区、县政府以及工、青、妇组织、社区社团和个人签订协议,引入社会教育资源。一些地方政府负责人来少管所对重刑犯进行帮教时,给少年犯带来了反映家乡巨变的录像带,并为部分少年犯解决了一些家庭的实际困难。不少单位开展了向少年犯、赠物、赠言活动,对少年犯端正改造态度,重塑“三观”,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是开展社会志愿者帮教行动。这是重刑少年犯最喜闻乐见的一种帮教形式。长期的监禁和信息的闭塞,使他们身上涌动着一股与外界增加沟通的渴望。几年来,我省两个少管所先后接待了一大批社会志愿者,如大中学生、军官战士、专家学者、教师演员、法官、检察官等与少年犯通信、通话、座谈、聚餐,畅谈人生理想、交流学习心得、倾诉心中块垒。一些学校的团组织还与重刑少年犯一起开展了同读一本书、同唱一首歌、同写一篇作文的活动,在少年犯心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四是加强“五个基地”建设。创造条件,加强社会帮教基地建设。可以建立劳动教育基地、文化教育基地、道德教育(包括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形势教育基地和心理教育基地等,我们多次组织少年犯代表在清明节外出祭扫烈士墓,参观新四军抗战纪念馆;应附近县市学校的邀请,选派一些表现较好的少年犯去学校现身说法、巡回演讲;聘请社会上心理矫治专家来所在少年犯中定期举行心理法律咨询活动。省少管所还多次接待了南京大学等单位组织的大学生社会调查活动等。
多方位、多视角、多层次的社会帮教,有力地促进了少年犯的思想改造,使他们模糊的是非观念逐步树立。省第二少管所一名河南籍少年犯魏××(抢劫,12年)原是一抢劫团伙的成员,曾在许多省市流窜作案,并自以为很风光、活得很潇洒。投改后,他先后参加了多次帮教活动,并与一名大学龄前生结对通讯,在社会力量的潜移默化之下,其思想认识发生了明显变化。2002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不能这样走》的演讲稿,先后到许多学校为在校学习作现身说法的演讲,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针对重刑少年犯年轻的特点,进行社会帮教,突出行刑科学化,帮助他们增强“三大能力”。重刑少年犯年纪轻,刑期长。这意味着当他们服完较长的刑期回归社会后,还有相当长的一段人生道路要走。他们刑满释放后如何尽快融入社会,完成回归的“软着陆”,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在目前的行刑条件下,少年犯尤其是重刑少年犯,基本上处于一种与社会隔离的状态,他们原先的底子就薄,再加上长期不接触社会,无论思想、文化、知识都明显滞后,连唱歌都只会唱几首改造歌曲。一旦刑满回归社会,简直成了一个“出土文物”。因此,如何运用社会帮教的手段来提高重刑少年犯刑满后的适应能力、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
一是尽可能增加与社会的接触,提高其适应能力。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帮教,请进来,走出去,让少年犯与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同时,鼓励他们多读书、多看报,组织他们收听广播、收看电视,增加对社会的了解。我们还选择了王×(盗窃,10年)等表现好、余刑短的少年犯,离监探亲,让他们逐步融入家庭,感受社会,在重刑少年犯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二是积极开展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其生存能力。生产劳动中,我们尽可能把重刑少年犯安排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岗位,让在他们外协加工单位师傅的指导下,多学习掌握一些劳动技能;积极支持少年犯在监内学文化、学技术。许多家长还给孩子送来了复读机等学习用具,寄来了各种学习资料。少年犯李××(故意杀人,10年)、于××(盗窃,无期)利用业余时间,学完了《新概念英语》第一二册课程。最近,我们正酝酿与社会力量联合办学,开办烹调、计算机技能培训班。
三是进行跟踪调研,提高其发展能力。近年来,对刑满释放的重刑少年犯进行了系统的跟踪调研,与本人、与其家庭,与有关单位始终保持通信联络。通过联系、定期专访,了解其回归社会后的就业情况、生存姿态和思想表现。并动员他们与监内的少年犯经常通讯,谈走上社会后的感想和体会。对一些表现突出的归正人员,则邀请其来所开展帮教活动,从他们身上总结经验,以探索发展重刑少年犯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对少年犯,尤其是重刑少年犯的教育改造是一项“综合治理”工程,不但需要多方面合作,还要与时俱进,对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新措施。同时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是能否适度扩大重刑少年犯离监探亲的比例和频度,以调动其改造的积极性;
二是能否尝试对表现良好、余刑五年以内的重刑少年犯实行社会工读,探索管教所——家庭——企业(学校)的联合帮教的新路子;
三是能否将服刑二分之一以上、表现较好的重刑少年犯纳入社区矫治的范畴,使之提前融入社会。
因此,如何做好对重刑少年犯的社会帮教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重要课题。

作者单位: 杨春平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教改处
马毅恒 江苏省第二少管所教改科
通信地址: 南京市北京西路28号
邮编:210024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公布第二批“全国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名单的通知

国家旅游局等


关于公布第二批“全国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名单的通知
国家旅游局等


(1994年8月25日 国家旅游局 国内贸易部中国轻工总会 中国纺织总会发布)


根据国函〔1992〕171号文件中关于“为改变旅游商品生产厂家技术落后、资金缺乏、设备陈旧等状况,同意由国家旅游局牵头,会同轻工部、商业部、纺织部等部门,在全国逐步挑选三百家左右生产旅游商品的厂家作为全国旅游商品的定点生产企业,重点给予扶持”的批复,
国家旅游局会同内贸、轻工、纺织等部门,已于1993年8月10日审定公布了第一批“全国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123家。今年,国家旅游局、国内贸易部、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纺织总会对地方第二批申报的496家厂家又进行了认真评审,确定其中的141个厂家为第二批“全
国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名单附后)。
被确定为“全国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厂家,享受国函〔1992〕171号文件规定的各项扶持政策,具体按《全国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审批及管理试行办法》(旅资发〔1993〕017号)第九条办理。国家旅游局将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向定点企业统一颁发“全国旅
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证书和标志牌,并对定点企业的生产、销售情况进行宏观管理和指导。各定点企业须执行有关管理及统计制度,在发展旅游商品生产销售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为繁荣我国旅游商品市场、满足海内外旅游者购物需求、促进企业效益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请你们接此通知后,尽快将此件复印发本地区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和有关厂家。

附:第二批全国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名单(141家)

地 区 定点企业 定点商品
北京 北京市北郊工艺美术厂 景泰蓝工艺品
北京 北京挪佛工艺品有限公司 紫石砚、NF艺术瓷
北京 北京金漆镶嵌厂 金漆镶嵌
北京 北京天源酱园 酱菜
北京 北京葡萄酒厂 桂花陈酒
北京 北京日化一厂 饭店用品
北京 北京亚奥玩具公司 长毛绒玩具
天津 天津市床单五厂 饭店用品
天津 天津驿发美陶工艺品有限公司 黑陶、彩陶
上海 上海工艺美术总公司 工艺品
上海 上海红星绒绣厂 绒绣
上海 上海墨厂 墨
上海 上海迎春丝巾厂 丝巾
上海 上海东方箱包厂 箱包
上海 上海鹏泰装璜旅游用品厂 帐篷、睡袋、旅游服
上海 上海市药材公司 六神丸、珍珠粉
上海 上海皮鞋厂 皮鞋
上海 上海丝织地毯厂 丝毯
河北 河北省旅游局香河县达洋工艺制品厂 红木家具
河北 保定市铁球厂 保健铁球
河北 霸州市信安镇利民工艺品厂 人造琥珀
山西 山西省宏艺首饰总厂 首饰
山西 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 金属工艺品
山西 山西太原市金漆镶嵌厂 金漆镶嵌
内蒙古 内蒙古第三毛纺厂 羊绒面料、羊绒围巾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地毯厂 汉宫地毯
内蒙古 内蒙古万山利口饮品有限公司 万山利口葡萄酒
辽宁 沈阳市羽毛工艺品厂 羽毛工艺品

辽宁 沈阳市三环机绣厂 机绣产品
辽宁 抚顺市雕刻厂 煤精雕刻
辽宁 抚顺市抚远机械有限公司 旅游床、帐篷、伞
辽宁 大连唐古工艺品有限公司 陶瓷工艺品
辽宁 大连佳地针织厂 运动服装
辽宁 大连第一服装厂三分厂 夹克衫
吉林 吉林省通化市工艺美术厂 松花石砚
吉林 吉林省辽源市紫禁城香皂厂 老年皂、太子皂
吉林 吉林省通化市特产集团总公司 长白山山野菜
山珍制品厂
吉林 吉林省长春市春城酿酒公司 三鞭酒
吉林 吉林省康龙参集团公司 景天王参茶
黑龙江 伊春市华侨联合工艺公司 根木雕
黑龙江 哈尔滨市工艺美术厂 麦秸工艺品
黑龙江 大兴安岭北奇神保健品有限公司 北芪神茶
江苏 江苏徐州大孤山工艺厂 裘皮玩具
江苏 南通纺织装饰品公司 装饰布
江苏 江苏常熟市花边厂 花边
江苏 江苏江阴市鑫来礼品公司 珠绣工艺品
江苏 江苏苏州丝绸博物馆 丝绸制品
江苏 江苏南通紫光艺术品有限公司 红木雕刻
浙江 浙江省萧山市江南旅游用品厂 湿纸巾
浙江 杭州都锦生丝织厂 丝织工艺品
浙江 浙江省东阳市工艺品工业公司 木雕
浙江 杭州永固防雨制品厂 雨具
浙江 桐庐亨通饮料食品公司 柠檬红茶
浙江 杭州王星记扇厂 扇子
浙江 浙江省嵊县工艺竹编厂 竹编工艺品
浙江 杭州艺术美术研究所 工艺品
安徽 中国安徽宣纸集团公司 宣纸
安徽 金寨县丝绸总厂 丝绸
安徽 合肥日用化工总厂 芳草牙膏
安徽 芜湖市工艺美术集团公司 铁画
安徽 安徽双龙石榴酒有限公司 石榴酒
福建 漳州市化学品厂 片仔癀珍珠膏(霜)
福建 厦门市华特旅游用品厂 饭店用品

福建 漳州香料总厂 风油精、无极膏
福建 福建省五洲太子参实业有限公司 太子参精
福建 漳州市八宝印泥厂 八宝印泥
江西 南昌珍珠工艺品厂 珍珠工艺品
江西 景德镇市青花文具瓷厂 青花文具瓷
江西 江西省婺源茶厂 茗眉茶等
江西 江西樟树制药厂 中成药
江西 江西省婺源龙尾砚厂 龙尾砚
山东 山东烟台工艺美术厂 工艺品
山东 银丰果汁饮料(乳山)有限公司 果汁饮料
山东 山东声乐鞋业集团公司 鞋
山东 山东金丝枣酒厂 金丝枣酒、阿胶枣
山东 山东荣成市石岛制绣集团总公司 刺绣品
山东 山东省淄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
旅游工艺品车间 刻瓷、内画壶
山东 泰安市亚泰旅游用品厂 饭店用品
山东 国营青岛汽水厂 崂山矿泉水
山东 山东青岛飞龙工艺品公司 帽子
山东 山东青岛中药厂 深海龙系列
山东 青岛天鹅集团公司 刺绣、贝雕
河南 镇平县地毯集团公司 薄型丝毯
河南 南阳市玉器厂 玉器
河南 漯河肉联厂 火腿肠
河南 洛阳市美术陶瓷厂 美术陶瓷
湖北 仙桃市贝雕工艺厂 贝雕
湖北 武汉市地毯厂 地毯
湖北 英山县茶叶公司 茶叶
湖北 武汉市中国书画院 书画制品
湖北 蒲圻市旅游工艺品厂 竹、木工艺品
湖南 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 工艺品
湖南 南岳旅游产品开发研究所 魔灯镜
湖南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湘绣
湖南 安化县茶叶试验场 安化松针
湖南 醴陵群力瓷厂 釉下彩强化瓷
广东 广东佛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美陶
广东 广东省南玉工艺总公司 玉石、宝石工艺品

广东 广东省顺德市红旗金属制品厂 旅游桌凳
广东 河源冠康参茸保健品有限公司 康琳洗液
广东 汕头鳗联曼源生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镘油精
广西 柳州牙膏厂 牙膏
广西 桂林旅游工贸公司 旅游纪念品
广西 桂林市美术陶瓷厂 美术陶瓷
广西 合浦县工艺美术厂 牛角雕
广西 广西荔浦罐头食品厂 罐头
海南 海南省海口罐头厂 果汁饮料
海南 海口市椰雕工艺厂 椰雕工艺品
四川 渠县工艺美术厂 瓷胎竹编
四川 攀枝花市工艺美术公司 苴却砚
四川 天歌轻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羽绒服装
南充羽绒厂
四川 成都金银制品厂 花丝镶嵌
四川 成都市邛崃真丝针织厂 真丝针织服装
四川 成都春江轻工开发有限公司 木雕工艺品
四川 成都蜀绣研究所 蜀绣
四川 北碚玻璃器皿厂 玻璃器皿
四川 重庆羽绒服装厂 羽绒服装
四川 大足石刻艺术品公司 石刻艺术品
四川 重庆泛亚国际服装有限公司 丝绸服装
四川 重庆市九龙坡区露凝香食品厂 火锅调料
贵州 安顺市民族工艺服装厂 工艺服装
贵州 台江县苗族刺绣厂 苗族刺绣
贵州 贵州省安顺市布依地毯总厂 布依地毯
贵州 贵州赤水扇庄 竹扇
云南 大理市大理石厂 大理石工艺品
云南 宣威火腿厂(真空复合袋火腿车间) 真空复合袋包装火腿
云南 昆明市蜡染工艺美术厂 蜡染工艺品
云南 腾冲县工艺美术厂 玉器、首饰
陕西 陕西省秦洋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黑米酒
陕西 陕西省安康地区缫丝二厂 真丝针织服装
陕西 陕西榆阳远东绒衫有限公司 羊绒衫
陕西 铜川市耀州窑博物馆文物复制厂 文物复制品
甘肃 天水丝毯总厂 丝毯
甘肃 天水市雕漆工艺厂 雕漆
甘肃 甘肃省旅游服务公司纸织画社 纸织画
甘肃 甘肃省酒泉工艺美术厂 夜光杯
青海 青海第一毛纺厂 牦牛绒衫
宁夏 宁夏卫港鞋业有限公司 旅游鞋
宁夏 银川市滇真乳品饮料总厂 乳品饮料
新疆 新疆民族工艺品厂 民族工艺品



1994年8月25日
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
——宪政问题研究系列之一

谢维雁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 。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强为基本动力,“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政价值观”[9]。而在实践中,也未形成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对社会生活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规制。宪政基本上停留在作为规范表现形式的宪法上,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对宪政的工具化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具有普遍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归结于它们有统一的宪法,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精神制约社会生活,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 ,移植立宪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10]。实行宪政的第一步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实现这种价值的制度构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曾有过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政运动虽历时百余年,却至今仍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1]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前言。

[2] 这是卞悟先生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其内容与本文主旨并无关联。见《读书》,1998年第6期。

[3]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

[4] (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5] 依笔者之见,宪政的基本价值应当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等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人权保障居于核心地位,而秩序维护、权力制约和利益协调等则居于从属或者次要地位。(见拙作:《宪政基本价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6]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7] 蔡定剑:《中国宪政运动—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8]李步云:《宪政与中国》,李步云、张文显主编:《法理学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9]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俞荣根“序”。

[10]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