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学生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

姚俊 南昌大学法学院


[摘要]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如受到侵犯应得到司法救济。现今，高校学生的受教育权不时受到侵害，但理论的禁锢和实体法律的不完善使得难以寻求司法救济。在人权保障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加强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高校学生；受教育权；可诉性；司法救济
在我国，受教育权利是一项宪法性质的权利。宪法第4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一规定意味着受教育权利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同人的生存权一样，应优先于其他的一般权利，国家、社会、学校等应优先保证公民享受充分的受教育权利，当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应得到及时的法律救济。受教育权利作为一项宪法性质的权利，也被我国的教育法所内化。《教育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法的其他相关条款也分别对公民受教育的内容和保障作了一些规定。在现代社会，人们日益觉悟到了受教育权利的重大意义。人的受教育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能力，因而决定了其谋求财富、追求幸福和实现抱负的层次。而我国有关保障受教育权的法律相对滞后，有关学生受教育权的救济保障制度极为单薄。
一、高校管理权及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现状
（一）高等学校管理权的法律依据
我国法律(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是高校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有组织实施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等权利。《高等教育法》第20条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研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研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41条规定:高校的校长有“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权利；《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家授权的高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授予。”《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 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2005年3月29日颁布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章规定了学校的奖励与处分权,如第50条规定:“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或者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科技创造、锻炼身体及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表彰和奖励。”第52条规定:“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高校对学生的学籍管理(主要包括奖励权和处分权)、学位的授予等的权力,这些就是高校对在校学生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它不仅是学校正常运行的需要,而且也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于高等教育的介入,对高等教育功能的导向和价值观的指引。
（二）高等学校管理权的性质
学校的权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法律授权,二是学校的自治权。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我国属于事业单位系列。高校作为事业法人,原本不是行政机关,不应享有行政管理职能,不能从事行政活动。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和《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都授予高校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和授予相应的学业证书等权利。高校经过法律的授权,合法地掌握相当的行政权力,承担了某些政管理的职能,如对大学生的管理行为等。因而,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具有授权的性质,是国家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这就明确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高校是法律授权行使一定行政权力的法人组织,是公务法人，对学生的管理是国家教育行政管理的一部分。高校依据上述法律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做出具体管理决定或行为,是具体的行政管理行为,是公权力行为。
（三）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现状
长期以来，高校在对学生管理过程中，都相应制定了自己的规章制度，这些内部规定都是本着严格要求学生、培育优秀人才的良好初衷而设立的。但是，高校也恰恰因此而卷入诉讼。当前，高校独立意志的合理与合法问题日益突出。首先，主要表现为高校对某些处分学生权利的行为的设定任意性非常大，设定主体繁多且相互之间的规定存在矛盾，下位规范与上位规范抵触，导致了高校自主管理秩序的混乱。其次，高校在对自己的管理行为进行设定时,忽略了合法性审查，在学校的内部规定中，存在着违法的规章制度。第三，学校管理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不能与时俱进，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第四，高校的管理行为实施的程序不规范，未能充分尊重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与诉讼权。第五，滥用授权，导致处理结果不公正，增加受教育者的义务，限制甚至剥夺了受教育者的权利，违背“惩治为手段，教育为目的”原则。大学生与高校高校自主管理行为的现状，暴露了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行教育法制的缺陷。如果不认真加以解决，学生权利无法保障，也必然会引来诉讼。[1]
近年来，学生状告母校，高校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针对高校的处分权而引发的案件有不断上升的势头。这些案件的发生，一般都是缘于高校对学生的管理而采取的强制性处分。从案件的处理来看，有的案件被列为行政案件，有的被列为民事案件，有的案件法院则不予受理。就拿受理法院在个案庭审中来说,讼辩双方也往往各抒己见、针锋相对,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高校是否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方高校往往认为自己是事业单位,不是行政机关,因而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案件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 要求法院驳回起诉。原告则认为,高校虽然是事业单位,但其依据了国家、教育部的法律法规行使了行政职权,因此,高校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目前高校对学生处分中诉讼案的真空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不明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学校处分权行为的可诉性。而司法实务中，法院依据《教育法》第42条这一规定，完全排除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在作为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基本场所的学校，由于现行立法将学校对学生受教育权益的处分行为排除在司法救济的范围之外，而成为我国人权保障最为薄弱的领域之一。实践的困惑要求有理论的指导。对于学生受教育权司法救济实践的阙如，需要法学界在高校行政行为理论方面进行反思。
二、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理论检讨
（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其内容前提将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前者是指国家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如行使警察权、征税权等；后者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等权力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在特定的行政领域,为达到行政目的,对相对人有概括的命令强制的权力,相对人负有服从的义务,如国家对公务员、军队对军人、公立学校对学生等。[ 2 ] (P131-132)此处的“特别”一词“不是特别优待,而是特别限制的意思,即与一般公民相比,特别权力关系相对人的权利要受到更多的限制”。[3] (P109)具体而言,特别权力关系具有以下特征:(1)相对人义务的不确定性。如公立学校对学生可以校规限制自由权利,学生有“不定量”及“不定种类”的服从义务。(2)无“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即使并无法律授权,权力主体仍可限制其相对人的基本权利,这种限制最明显地表现在有关纪律的惩戒权力中。(3)法律救济途径缺乏。为使权力人可自行整肃纪律,保持行政的完整性,相对人只能忍受权力人所给予的任何不利处置决定,不能提起法律救济。[4](P64)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产生后,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行政法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理论上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却多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项关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受理的规定,即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新中国消极影响的典型例证。
在高校教育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奉行大陆法系的“特别权力关系”说,认为教育是不完全中性的,在国家面前,高校“有权在法律授权之外规定校规并依据此类规则剥夺限制其成员或利用者的权利。”按照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高校与学生的这种特别权力关系具有以下法律特点:(1)学校对于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学生,有总括性的命令支配权,只要是出于实现行政目的的需要,不需要特别的法律依据,就可以自由地发布命令规则；(2)当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学生不服从上述命令时,为维持内部秩序,学校有权行使公权力,对学生做出惩戒,如责令学生退学或休学,这些措施也不需要特别的法律根据；(3)因为上述措施是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措施,即使学生对之不服,只要不涉及学生作为公民的地位,学生不能向法院申请有关救济。[5]然而,这种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特别权力关系,实质上是为学校提供了一个在法治国家不受法律约束的乐园,这与法治原则不符。这种特别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权利。在当今行政法理论已对特别权力关系作了新的发展,在我国逐渐对学生权利更加重视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超越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汲取其理论发展的新成果,更加注重保护学生的各项权利。当然,高校仍应享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限,可以对学生的基本权利加以某些限制,但只是这种限制需要在社会一般观念所认为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不可滥用。
（二）理论的修正完善——重要性理论和基础、管理关系理论
随着民主自由理念深入人心,人权意识觉醒,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受到普遍的批评和挑战。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理论界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
在德国,一种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基础关系理论和管理关系理论”由德国乌勒(CarlHermman Ule)教授创立。所谓基础关系,又称外部特别权力关系,是指有关特别权力关系的产生、变更及消灭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在于使特别权力关系中的特别权力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或消灭。如学生入学许可、退学、开除,公务员资格的取得、丧失、降职等,对于这些事项,司法可以介入进行审查,相对人可提起行政诉讼。所谓管理关系,又称内部特别权力关系,是指为了达到公共行政目的,特别权力主体对相对人实施的管理,如对军人、学生的服装、仪容、工作时间、宿舍的管理等。乌勒教授认为基础关系应当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在基础关系上发生的纠纷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解决；在管理关系内不必严格地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在管理关系上发生的纠纷不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解决。[6]“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固有的瑕疵,主要在界分“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上存在很大的困难。　　　　　　　　　　　　　　　　　　　
还有一种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重要性关系与非重要性关系,即所谓“重要性理论”。 它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20世纪70年代审理有关教育的案件中所创立。该理论认为,只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不论是干涉行政还是服务行政,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的方式决定而不能让行政权自行决定。因此,即使在管理关系中,如果涉及人权的重要事项,必须有法律规定。依据该理论,对于传统特别权力关系内什么事项应受司法审查的标准是该事项对相对人的意义和重要性等。其在形式上不再界分“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而是强调从实质上分析某一特定的行政事项对相对人权利的影响程度。凡是“重要事项”都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限制,不得由行政主体自行决定,相对人亦可获得司法救济。
(三）理论检讨
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我国宪法,人权保障不断迈向纵深,这要求我们对于特别行政关系下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应当给予必要的关注。历史证明,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渐趋没落,不合时宜。如何在现代法治的背景下,处理特别行政关系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实,分析“基础及管理关系理论”和“重要性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在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相对人与一般国民一样享有基本权利,凡对基本权利之限制,必须有法律根据。对于因国家行为而使具有特别权力关系之行政相对人之权利受到限制,必须有法律根据。行政相对人之权利受侵害者,可提起行政争讼之救济。这种行政关系与其用“特别权力关系”来概括,不如用“特别法律关系”来概括,会更为贴切。[7]当然，这仅仅是学理上的名称上的置换，特别法律关系的内涵应该和重要性理论是一样的。
相比较而言,“重要性理论”是就特别权力关系的实体内容所确立的有限司法审查的标准。应当肯定,“重要性理论”是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一方面,它承认了行政机关及公务法人与其成员或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仍有别于普
通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完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仍有必要赋予特别权力人(公务法人、机关)一定的管理与命令权力,这是维持公务法人正常运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它摒弃了特别权力关系排除司法救济的传统观念,承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只要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均应由立法规定,也均可寻求法律救济。
但是,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却没有跟上行政法治的潮流，在台湾地区已经反思了当初接受这种落后观点的失误并已将其修正之时，我们并没有对此警醒，学术著作、教科书上关于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行为的分类仍毫不怀疑地写入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所谓内部行政行为指行政机关对本机关内部行政事务管理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指发生于行政机关内部的法律关系。殊不知这种定义是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直接用其名，而是取其核而已。内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的直接后果就是得不到司法救济，甚至没有行政复议此种准司法程序的救济。理由仅仅是内部行政行为没有外部行政行为侵害性大，或者为了维持行政机关的高效和政令的统一或者是为了其他公务法人的自治就充分了吗?笔者以为这样的理由不但毫无说服力，而且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因为当一个公权力行为严重到侵犯剥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属于内部管理问题了，它不是依据法律就可以裁断的，更不是仅依据行政性规范文件就可以决定的。立法机关不应该授予行政主体如此重大的权力，司法机关更不能听任行政主体肆意而袖手旁观。此时的“内部”只体现在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内部人员作出的，但是其后果影响绝非“内部”二字可以概括，可以掩盖的。可能它是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是合目的性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排除法院审查的理由，不管法院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审查。当然,要将传统特别权力关系全部否认并不切实际,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理论陆续作出限制和修正,突出表现在“重要性理论”的兴起,即强调只要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不论是秩序行政,抑或服务行政,都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限制,而不可由权力人自行决定。但是,如何界定特别权力关系中行为的重要性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特别权力关系法律救济的瓶颈,只有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当司法机关拥有了审查所有特别规则是否违宪的权力后,重要性标准才能真正完全发挥法律救济的功能。
三、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完善建议
（一）高校校规接受违宪审查
高校校规即高等学校依据国家各类法律、法规，为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等工作正常运行而制定的一系列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规章制度。高校依法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但在涉及学生权利的管理行为时,对于公民权利有重大影响的高校管理行为,应当遵循和适用法律优先及法律保留的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当受现行法律的约束,不得采取任何违反法律的措施。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
侵犯大学生宪法权利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高等教育领域,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面意义上的行政:一为教育行政机关的行政,二为大学行政。前者主要强调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后者则重点突出高校的自主管理能力,两者都属于公共行政,自当受行政法治原则约束。高校校规也就是这两种行政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实质内容与精神内核亦应体现法治精神,贯穿宪治理念。然而,为数不少的审判实践却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校规中的某些内容与大学生的宪法权利相背离。这些内容,或者直接与宪法明文规定相抵触,或者违背蕴含在普通法中的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因而,校规中此类条款是违宪的。具体而言,校规违宪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侵犯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在高教管理中,受教育权虽然不是最易受到侵犯的权利,但却是一旦受到侵犯则影响最为深远、性质最为严重的权利,也是最为学生所关注、产生纠纷最多、权利关系最为复杂的领域。综观当下高校管理规则,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高校校规中均有关于纪律处分、降级、留级等内容的设定,然而事实上此类条款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大学生对受教育权的享有与实现,特别是其中有关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规定则直接导致了受教育权的被剥夺。(2)侵犯大学生的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权入宪是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宪法修正案明确指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大学生与其他公民一样依法享有私有财产权,但部分高校却以种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3)侵犯大学生的平等权。平等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运行的全部领域。高校管理自主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其行使自当严格遵循平等原则,保护大学生对平等权的享有与实现。然而在实践中,不少高校校规均有涉及入学及学位授予条件限制的规定,这尽管属于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范围,但却着实侵犯了大学生的平等权。[8]
法院审查校规合宪性应遵循法层级效力规则、校规合宪性推定规则、正当法律程序规则、审查事项有限规则等基本规则。其中，审查事项有限规则是为了保证大学学术领域的自由,惟有如此方能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审查例外事项很多,如对学科知识、专业技能的评判,意见的优劣等,但是此处所指的审查事项有限规则主要是指学术问题不审查规则和制定动机不审查规则。
（二）高校行政行为诉讼
高等学校管理权作为社会行政权,具有高权的特性,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而且其对学生的不利处分所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影响之强烈,不亚于任何政府机构,应当接受外在监督,包括司法监督。“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思想,在高校实施自主管理行为中应得到体现。
借鉴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的“重要性理论”,高等学校对学生所作的管理行为若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受教育权、生存权等,应当可以起诉。因为在庞大的学校权力与弱小的学生权利之间,司法权作为公民权利的救济者,有必要介入其中,均衡双方的力量对比,以促进、维护公平。具体而言,可以起诉的高校管理行为主要是不予录取、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足以改变学生身份的处分或决定。因为高等学校学生身份的取得是一种公共行政确认,并且此种身份与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与利益紧密相连。当身份被限制或剥夺以后,相应的权利与利益也因此丧失。另外,对学生权益影响重大的其他处分也应允许司法介入,如不予核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是否核发毕业证、学位证,多涉及专业判断,属于专业性管理行为,专业性内在地要求自治,似乎理应拒绝司法规训。但专业事务的处理一旦涉及权力的因素,常常“因专业而蛮横”,就不再是纯自治性的了。如果没有外在的制约,专业权力一样可以导致专断、粗暴和腐败。由于公正的学术评价、毕业证、学位证不仅具有财产权意义,也具有名誉、尊严等人身权意义,不予核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将严重影响学生的权益,与学生的就业、社会评价及发展密切相关,一旦遭到侵害,应当获得司法救济。至于为了实现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研究目的,高等学校的日常作息安排,一般纪律处分以及涉及学生的品行考核、成绩认定、论文评定等高度人性化判断的行为,均属于高校自主管理事项,司法不应介入。[9]
在我国,司法实践已做出了选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首开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案件的审查,其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将高等院校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10] 2000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明确指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能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没有沿袭“具体行政行为”的提法,而改用了“行政行为”,应当说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更为有利,也为将学校纪律处分等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我国台湾,1995年司法院大法官作出的“382号解释文与解释理由书”指出:“各级学校依有关学籍规则或者惩处规定,对学生所为退学或者类似之处分行为,足以改变学生身份并损及其受教育之机会,自属对人民宪法上受教育之权利有重大影响,此种处分行为应为诉愿法及行政诉讼法上之行政处分。受处分之学生于用尽校内申诉途径,未获得救济者,自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
总之,笔者认为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于法有据,符合宪政和法治精神。对于此类高校教育管理行为引发的诉讼案件,人民法院要大胆地将它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予以受理。高校处分权的行使应当符合法治精神,遵循“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使学生具有知情权、申诉权、听证权及至诉讼权,切实从“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出发,真正做到以(依)法治校。对于目前仍没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问题,呼吁我国立法机关尽早立法予以明确。

参考文献:
[1][5]朱新华,范丽娟.高校管理权行使学生宪法权利保障[J].中国轻工教 育,2007, (1).
[2]翁岳生.论特别权力关系之新趋势[A].行政法与现代法制国家[C].台北:台湾 大学法学丛书, 1990.第131-132页.
[3]王成栋,刘雪梅.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行政法[A].罗豪才.行政法论丛:第6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第109页.
[4] 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第64页.
[6] 李升元.关于特别权力关系的救济问题 [J].理论探索,2005,(1).
[7]杨解君.特别法律关系论—特别权力关系论的扬弃[J].法学研究,2006, (7).
[8]胡肖华,徐靖.高校校规的违宪审查问题[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5,(2).
[9] 彭贵才,吕艳辉.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管理权的行政法理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 , (5).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S].1999,第137-139页.
共青团中央 全国少工委


中青联发[2002]11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深入开展体验教育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少工委：

　　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少先队组织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纲要》精神，探索少先队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培养少年儿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深入开展体验教育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共青团中央
　　　　　　　　　　　　　　　　　　　　　全国少工委
　　　　　　　　　　　　　　　　　　　二○○二年三月六日

　

关于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
深入开展体验教育的意见
（2002年3月6日）


　　实践育人是少先队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一年多来，各级少先队组织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发挥自身优势，着眼于提高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通过开展体验教育，努力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与公民道德建设相衔接的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体系，探索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和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把体验教育引向深入，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江泽民同志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及党中央关于少年儿童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按照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的要求，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首位。

　　要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未来人才的要求，以竭诚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和引导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推进祖国新世纪大业做好全面准备，长大以后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要明确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与公民道德建设相衔接，按照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努力把广大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家庭中的好孩子、学校中的好学生、社会上的好少年、大自然的好朋友，为把他们培养成为对祖国、对社会、对自身有责任感的好公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奠定坚实的基础。

　　要坚持以体验教育为主要方式，组织和引导少年儿童在家庭生活中体验、在学校生活中体验、在社会生活中体验、在大自然中体验，使他们在亲身实践的体验中把做人做事的道理内化为健康的心理品格，转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实施目标

　　要体现时代要求和少先队教育特色，使少先队员听党的话，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少先队员具有诚实、勇敢、活泼、团结的优良作风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拥抱未来的宽广胸怀，逐步培养志存高远、眼光远大、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人格；使少先队员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法纪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根据6至14岁接受少先队入队教育的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员的生理、心理发育特征以及接受教育的程度，分为三个阶段（小学一至三年级、小学四至六年级、初中阶段），分别在思想道德的知识、态度、能力、习惯等四个方面提出明确的要求，使少年儿童通过自主的体验来感知道德知识，通过真实的感受形成正确的道德判断，通过深刻的理解掌握道德规范，并在实践中培养道德能力，最后形成并表现为良好的行为习惯。

三、实施原则

　　少先队开展的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是基础教育德育工作的组成部分，既要符合少年儿童德育的一般规律，又要突出少先队教育的特色。为使少先队开展的思想道德教育与思想品德课有机地衔接起来，与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德育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少先队组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遵循以下原则：

　　基础性原则。少年儿童正处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处在道德的重要养成期，对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主要是养成教育。要遵循少年儿童身心成长规律，重视基础性行为习惯的养成，引导少年儿童学习和掌握基本的规范要求，逐步把这些规范变为行为习惯。

　　主体性原则。少先队员是少先队的主人，他们在少先队开展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具有主体地位。要使教育内容和方式为少年儿童所接受、所喜爱，充分发挥他们在教育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自我教育。

　　实践性原则。实践育人是少先队教育的基本途径和优势所在。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体验社会生活，体验生产劳动，体验现代科技，体验大自然，使他们在全身心地参与的一次次实践中不断体会、不断感悟、不断积累，把思想道德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素质。

　　针对性原则。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生理、心理发育特征和接受教育的程度存在着差异，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生活经历的少年儿童也存在着差异，同样生活条件下的少年儿童个体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差异，从实际出发，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

　　社会性原则。少年儿童的成长离不开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对少年儿童成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要引导少年儿童走出学校，走出家庭，走进社区，走向社会，把思想道德教育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中来进行。要广泛动员、运用和整合社会多种资源和手段，争取广泛的支持，为少年儿童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实施的内容

　　少先队开展的思想道德教育，应以四个方面的关系为体验内容，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分别以形成人对人、对社会、对自然、对自我的态度为核心，以感知人对人、对社会、对自然、对自我的最基本的知识和培养相关能力为基础，以通过反复体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外在标志和落脚点。

　　少先队通过体验教育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分别以知识、态度、能力、习惯提出相应内容和要求。其中知识不是一般性的关于人类、社会、自然、自我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从课堂上和书本上学习），而是少年儿童作为主体“我”，通过体验能够感知到的，与他的学习、生活密切联系的，有关 “我”与他人、“我”与社会、“我”与自然、“我”与自身的“关系”方面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通过体验，产生“我”的感受，形成“我”的态度。在“我”感知到的知识和“我”的感受、“我”的态度的体验中，锻炼少年儿童掌握“我”的能力。有了“我”感知到的知识，形成了“我”的态度，锻炼了“我”的能力，最后通过反复的实践体验养成“我”的习惯。

　　以下所列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中，以对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内容和要求为基础；小学三至六年级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进一步的内容和要求；初中阶段在前两个阶段内容和要求的基础上，再提出进一步的内容和要求。

　　（一）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要以形成人与人平等友爱、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观念为核心，以对父母亲人、老师同学、伙伴朋友、相识与不相识的人、同龄人与长辈等的正确认识以及掌握和他们相处的能力为基础，以养成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尊老爱幼、尊重他人、诚实守信、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的行为习惯为外在标志和落脚点。

　　通过体验感知“四个知道”：

　　知道我家庭主要成员的角色、权利和责任。

　　知道我学习过程中的老师、同学与我的关系。

　　认识伙伴、街坊邻里和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人。

　　了解工人、农民、战士、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对我的生活所作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高年级和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可以知道家庭成员、社会成员以及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主要价值，以及以课堂上学过的有关社会文化生活的知识为基础。

　　在此基础上，通过“四种感受”形成“四种态度”：

　　感受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形成孝敬父母的态度。

　　感受老师呕心沥血的培养，形成应该尊敬老师的态度。

　　感受同学伙伴、街坊邻里的友情和帮助，形成同学伙伴要相互尊重，对比自己年龄小的要谦让，街坊邻里要友好相处的态度。

　　感受普通劳动者为自己生活付出的默默无闻的劳动，形成崇敬普通劳动者的态度。

　　高年级的少年儿童还可以通过丰富的活动和真切的感受，逐步形成礼貌是有教养的表现，友谊可贵、友情难得、劳动光荣的态度。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可以逐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美好的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爱情需要准备的态度。

　　在“四个知道”、“四种感受”的体验中，还要锻炼少年儿童掌握“五种能力”：

　　学会与师长沟通。

　　学会与他人交往与合作。

　　学会原谅别人的过失。

　　学会结交朋友。

　　能够感觉别人的存在。

　　高年级和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要锻炼与人平等交往、和谐相处和尊重不同意见、原谅伤害过自己的人、宽容的能力。

　　有了“四个知道”，形成了“四种态度”，锻炼了“五种能力”，最后就可以通过反复的实践体验养成“五种习惯”：

　　说话有礼貌，对师长用尊称。 说了就要做，对朋友要真诚。

　　不给别人添麻烦，对别人的请求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及时感谢别人的帮助。 不做破坏别人劳动成果的事。

　　做事情想到与别人合作。

　　高年级的少年儿童还可以养成扶助弱小，帮助残疾人的习惯。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可以养成时刻准备帮助别人的习惯。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要以形成人不能脱离群体而应努力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观念为核心，以对班集体、少先队组织、学校、社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政党等的正确认识以及掌握如何在社会生活中生存与发展的能力为基础，以养成热爱集体、爱护公物、遵纪守法、服务公众的行为习惯为外在标志和落脚点。

　　通过体验感知“六个知道”：

　　知道我生活在班集体中，是（将要是）少先队组织的一员。

　　知道我的家居住在社区中。

　　知道集体有纪律，国家有法律。

　　知道我是中国人，56个民族组成一个大家庭。

　　知道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的党。

　　知道世界是由多民族、多种族、多国家组成的。

　　在此基础上，高年级的少年儿童还可以知道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可以知道企事业单位和各种服务性组织、机构等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知道阶层、团体、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知道经济类、政治类国际性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知道少年儿童权利和与自己生活有关的基本法律法规，以及以课堂上学过的有关法律、历史、政治、社会常识等知识为基础。

　　通过“五种感受”形成“五种态度”：

　　感受班级、少先队的温暖，形成爱集体、爱少先队组织的态度。 感受社区为我们生活提供方便，形成爱护公共财物的态度。

　　感受纪律和法律、法规对集体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形成大家都要自觉遵纪守法的态度。 感受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形成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态度。 感受今天幸福的生活，形成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有条件的和高年级的少年儿童还可以感受与世界各国少年儿童相处，形成世界各民族、种族、国家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态度。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可以通过丰富的活动和真切的感受，逐步形成以开放的姿态、过硬的本领、顽强的意志面对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的态度。

　　在“六个知道”、“五种感受”的体验中，还要锻炼少年儿童掌握“四个能力”：

　　学会参与班级和少先队集体事务。 学会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为社区服务。

　　学会获知国内外大事的方法。

　　学会受纪律约束。

　　高年级和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要锻炼自觉遵守法律和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少年儿童进行交流的能力。

　　有了“六个知道”，形成了“五种态度”，锻炼了“四个能力”，最后就可以通过反复的实践体验养成“四种习惯”：

　　在班集体和少先队组织中以小主人的身份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对大家决定的事情努力去做。

　　在社区里多做好事。

　　每天注意阅读、收听、收看新闻。

　　按规则行动。

　　高年级的少年儿童还可以养成力所能及地参与社会生活的习惯。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可以养成力所能及地参加公益服务的习惯。

　　（三）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要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为核心，以对植物、动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的正确认识以及掌握与自然界相处的能力为基础，以养成爱护动植物、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行为习惯为外在标志和落脚点。

　　通过体验感知“三个知道”：

　　知道我呼吸的空气、站立的土地、沐浴的阳光、看到的山水、身边的草木就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

　　知道提供给我衣食住行的物质来自自然资源。 知道我身边哪些行为是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

　　高年级和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可以知道大气、河流、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和各种生物构成了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知道人类的一些活动使有害物质进入环境后对生物的正常生存和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形成环境污染；知道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密不可分，人类要永葆生机，就要把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课堂上学过的有关环境和资源的知识为基础。

　　通过“两种感受”形成“两种态度”： 感受地球养育了我们，地球只有一个，形成要保护地球的态度。

　　感受清新的环境和可爱的动植物带来的美好舒畅，形成喜爱蓝天、青山碧水、洁净的空气，喜爱小动物，爱护小植物的态度。

　　高年级的少年儿童还可以通过丰富的活动和真切的感受，逐步形成为了人类的进步，树立人与自然和谐与协调发展的意识的态度。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可以通过丰富的活动和真切的感受，逐步形成为了人类的未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努力建立保护地球环境的绿色文明的态度。

　　在“三个知道”、“两种感受”的体验中，还要锻炼少年儿童掌握“三个能力”：

　　学会分辨对环境有利、有害的事。

　　能为改善身边的环境做好事。

　　劝说别人不破坏环境、不浪费。

　　高年级的少年儿童还要锻炼宣传环境保护知识的能力。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要锻炼参与环境保护的调查、提出建议的能力。

　　有了“三个知道”，形成了“两种态度”，锻炼了“三个能力”，最后就可以通过反复的实践体验养成“三种习惯”：

　　自己不做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伤害小动物等对环境有害的事。

　　节约不浪费。

　　保护环境卫生。

　　高年级的少年儿童还可以养成植绿护绿、爱鸟护鸟的习惯。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可以养成亲近自然的习惯。

　　（四）人与自我的关系

　　人与自我的关系，要以形成珍爱生命、健康生活、追求美好、乐观向上的观念为核心，以对生命、时间、意志、价值取向、理想信念等的正确认识以及掌握如何认识自己、如何把握自己的能力为基础，以养成乐观开朗、珍惜时间、勇敢顽强、自尊自信、乐于创造、健康向上的行为习惯为外在标志和落脚点。

　　通过体验感知“四个知道”： 知道自己所处的年龄阶段。

　　知道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有利于自己的成长。

　　知道时间过去就不会再来。

　　知道有目标就有力量。

　　高年级的少年儿童还可以知道心理调节的功能。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可以知道青春期的有关知识，以及课堂上学过的常识课有关人的知识为基础。 通过“三种感受”形成“三种态度”：

　　感受成功的快乐，形成对自己有信心，热爱生活的态度。

　　感受生命的可贵，形成珍爱生命、珍惜时间的态度。

　　感受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形成对未来有希望，不怕困难的态度。

　　高年级的少年儿童还可以通过丰富的活动和真切的感受，逐步形成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给予比索取更快乐的态度。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可以通过丰富的活动和真切的感受，逐步形成不满足已有成绩、积极进取和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在于创造的态度。

　　在“四个知道”、“三种感受”的体验中，还要锻炼少年儿童掌握“六个能力”：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能把坏心情变为好心情。

　　遇事能问为什么，敢想别人没想过的事。

　　遇到难事能想办法解决。

　　有多种生活情趣。

　　能自学、自理、自护。

　　高年级的少年儿童还要锻炼宣传环境保护知识的能力和自强、自律的能力。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要锻炼参与环境保护的调查、提出建议的能力以及确立努力的目标和要实现的理想、初步确立人生信念的能力。

　　有了“四个知道”，形成了“三种态度”，锻炼了“六个能力”，最后就可以通过反复的实践体验养成“五种习惯”：

　　做人讲道理，做事有计划。

　　不向困难低头。

　　不迁就自己的毛病。

　　天天锻炼身体，干干净净迎接每一天。

　　爱动脑筋，以创造为快乐。

　　高年级的少年儿童还可以养成做事专注，不三心二意的习惯。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还可以养成对美好的新事物感兴趣的习惯。

　　以上述四个基本关系以基本框架，通过从真实的感受到深刻的理解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由形象到抽象循序渐进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少年儿童掌握与其生活密切联系的道德知识，感受道德形成过程，加深对道德影响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认识，提高他们参与道德实践的浓厚兴趣，培养他们积极、严谨、求实、活泼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五、实施的方式

　　体验教育是少先队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要从少年儿童日常所能接触到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的具体情景和遇到的问题入手，也可设置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许多场景，使他们感知和强化思想道德方面的知识，感受讲道德的快乐和高尚、不讲道德的痛苦和耻辱，接纳正确的道德观念，启迪他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他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他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他们的荣辱观念和道德责任感，提高他们的道德推理能力、选择能力和践行能力，从而最终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少先队是体验教育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让少年儿童在少先队集体生活中体验，以少先队的组织形式到社会实践中去体验，是体验教育的重要形式。在少先队的组织和引导下，让少年儿童以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视角去参与体验，以他人的身份、他人的视角去参与体验，进入设定的事件和设定的环境的情景中去体验等，都是进行体验教育的方式。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生理、心理的特征，少先队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分三个年龄阶段实施。

　　一至三年级是小学的初始阶段，该年龄阶段的儿童对直观形象的事物容易引起注意，好奇好问好动手，是引起他们对道德问题产生兴趣，体验道德生活的重要时期。少先队组织要通过加入少先队组织前的启蒙和加入少先队组织后的教育，引导他们对生活中的道德现象进行观察，形成一些正确的道德印象，关注他们个人行为习惯的培养，注意他们方法和能力的训练。

　　四至六年级是小学的高年级阶段，经过三年的学生生活，该年龄阶段的少年已经适应学校生活，掌握了读、写、说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少先队组织要通过少先队的组织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增加一些道德知识的深度，除了讲“本然”以外，再讲一点“所以然”；在进行实践活动的同时，增加一些讨论，强化对道德态度的体验，初步养成小学生应该具备的良好行为习惯。 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进入了青春初期，思维的主要方式开始从形象思维为主，发展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并重；自我意识发展迅速，自我控制与评价能力日趋成熟；已经能够认识自己在社会和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初步的社会责任感。少先队组织要通过进行组织教育和团前教育，充分利用在课堂上、书本里所学到的相关知识，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和探究性、研究性学习，让他们获得参与道德研究和践行过程的体验，逐步坚定道德信念，增强道德判断能力，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少先队开展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共青团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一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各级共青团组织要认真履行全团带队的重要职责，按照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总体要求，支持少先队组织通过体验教育创造性地进行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要积极争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对少先队开展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支持。少先队作为一个社会性、群众性的组织，具有协调、动员社会力量的优势，要借助和依靠社会力量，广泛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为通过体验教育开展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创造条件，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