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政府执政理念/马怀德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30 14: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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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与政府执政理念
马怀德
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最大挑战的将是政府。政府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是当务之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从而实现政府的准确定位。从长远看，入世将对政府权力行使规则乃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政府的角色也会因此发生转变，所以，我们应对政府的执政理念有一个全新的思考。
由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发挥传统的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守夜警察的作用，而且要发挥分配资源、安排生产、照顾社会的家长作用。普通百姓也认定政府是他们衣食住行的唯一依靠。于是，政府的职能日渐增加，机构不断膨胀，地位日趋显赫，行使权力也自然没有什么界限可言。而事实上，这是传统计划经济造就的一个神话，也是人治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应该要求它万能；否则，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实际上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随着中国加入WTO，这种全能政府的执政理念必将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如果说，改革开放的20年消除了普通百姓头脑中什么事都依靠政府的传统观念的话，那么，这次入世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无边的状态，为实现有限政府的合理目标扫清障碍。
由神秘政府走向透明政府
距离可以产生美，神秘可以产生权威。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就是在这种神秘的氛围中保持权威的。政府的许多活动都处于不公开状态，从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职责权限，到权力的运行规则和方式，乃至工作程序都很难为“外人”所知。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各种政策和决定就是在这样的习惯性思维中出台和实施的。必须看到，虽然神秘产生了所谓的权威，但同时，也产生了距离和隔膜，特别是由于“暗箱操作”带来的腐败问题暴露了神秘政府的最大弊端。近年来，人们对于公开的要求日益强烈，各类所谓的公开也蔚然成风，但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这些公开显得虚泛和乏力。人们对“公开”变“空开”的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随着中国入世，公开问题已经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了。因为政府承诺的及时通知义务、及时公布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行政决定义务、设立咨询点义务等，无一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要求，不容回避。很显然，透明政府是治愈政府腐败痼疾的一副良药。至于在透明政府下是否会丧失政府权威的问题，在我看来，丧失的不是权威，而是特权，这也正是人们希望的。
由“任性”政府走向守信政府
“任性”政府的行为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很多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看来，政府权力是可以随意行使不受约束的。郑重的承诺瞬间可以改变，严肃的法律可以化为笑谈，今天我可以批准你办公司，明天又可以说政府批错了。这与WTO规则要求的政策和贸易措施的透明、可预见性和法的安定性是完全不符的。因为加入WTO以后，中国政府承诺，在法律适用和实施方面将采用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关贸总协定》规定：“每一个缔约方应当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所有的法律、法规、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货物贸易的若干专门协定中也有相同或者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政府在实施法律方面必须信守诺言，如果不能做到统一、公正、合理，那么，不仅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还将背离政府管理目标，影响行政效率，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形象。它所带来的损失不仅是短期内的经济损失，更是长远的信誉损失。所以，加入WTO以后，我们首先应当解决政府的守信问题。当然，政府是否守信，不单是政府官员的个人素质和品行问题，更是政府机关行使权力的观念和责任问题。只有当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行使规则有一个正确深刻的了解，认识到政府的每项权力都来自人民的赋予，必须在合法的范围以合理的方式行使权力，错误行使权力必须承担责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树立起政府守信的观念。
由权力政府走向责任政府
政府行使权力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把行使权力当作政府唯一的存在方式，甚至忘却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始终认为政府就是用来行使权力，管理社会，约束相对人行为的。谈到权力，大家你争我夺，实践中不断出现抢夺处罚权、强制权、发证权、收费权的立法纷争和执法冲突，也产生了层层审批、处处盖章、公文旅行、漠视相对人权利的各式官僚主义。谈到责任，个个退避三舍，想方设法为自己留出不受监督的领地，形成了很多法院不能审查的权利救济真空。权力政府在权力膨胀的同时不仅造就了官僚主义，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为可怕的是，它颠倒了民众和政府的主仆关系，消解了政府的责任，从而使擅断的权力更加恣意。事实上，承担责任是政府的第一要义，它不仅意味着政府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责任，拒绝应该行使的权力也是一种失职，还意味着违法行使权力必须承担法律责任。WTO规则中有一项重要的原则就是保障司法审查原则，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贸易领域，任何影响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政府行为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政府必须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由利益政府走向中立政府
过去我们的政府往往与企业或者经济集团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当政府负担起大多数企业的盈亏盛衰责任时，正义的天平难免会发生倾斜。尤其当政府官员的升迁奖惩与部门或者地方经济利益、企业效益挂钩时，更难保持政府的中立与公平。一个陷入利益瓜葛的政府不可能是公平的政府，也就难以发挥政府的规制协调和裁决功能。从以往的教训不难看出，政府开办的企业、市场有时会成为政府机关攫取私利的手段，有时也会让政府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不仅破坏了公平和谐的市场竞争秩序，也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地位。加入WTO以后，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不仅要求政府在各个贸易成员国之间保持公平和中立，而且也意味着对所有的市场主体都一视同仁。可见，从利益政府走向中立政府已经是大势所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马怀德
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最大挑战的将是政府。政府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是当务之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从而实现政府的准确定位。从长远看，入世将对政府权力行使规则乃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政府的角色也会因此发生转变，所以，我们应对政府的执政理念有一个全新的思考。
由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发挥传统的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守夜警察的作用，而且要发挥分配资源、安排生产、照顾社会的家长作用。普通百姓也认定政府是他们衣食住行的唯一依靠。于是，政府的职能日渐增加，机构不断膨胀，地位日趋显赫，行使权力也自然没有什么界限可言。而事实上，这是传统计划经济造就的一个神话，也是人治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应该要求它万能；否则，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实际上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随着中国加入WTO，这种全能政府的执政理念必将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如果说，改革开放的20年消除了普通百姓头脑中什么事都依靠政府的传统观念的话，那么，这次入世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无边的状态，为实现有限政府的合理目标扫清障碍。
由神秘政府走向透明政府
距离可以产生美，神秘可以产生权威。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就是在这种神秘的氛围中保持权威的。政府的许多活动都处于不公开状态，从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职责权限，到权力的运行规则和方式，乃至工作程序都很难为“外人”所知。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各种政策和决定就是在这样的习惯性思维中出台和实施的。必须看到，虽然神秘产生了所谓的权威，但同时，也产生了距离和隔膜，特别是由于“暗箱操作”带来的腐败问题暴露了神秘政府的最大弊端。近年来，人们对于公开的要求日益强烈，各类所谓的公开也蔚然成风，但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这些公开显得虚泛和乏力。人们对“公开”变“空开”的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随着中国入世，公开问题已经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了。因为政府承诺的及时通知义务、及时公布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行政决定义务、设立咨询点义务等，无一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要求，不容回避。很显然，透明政府是治愈政府腐败痼疾的一副良药。至于在透明政府下是否会丧失政府权威的问题，在我看来，丧失的不是权威，而是特权，这也正是人们希望的。
由“任性”政府走向守信政府
“任性”政府的行为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很多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看来，政府权力是可以随意行使不受约束的。郑重的承诺瞬间可以改变，严肃的法律可以化为笑谈，今天我可以批准你办公司，明天又可以说政府批错了。这与WTO规则要求的政策和贸易措施的透明、可预见性和法的安定性是完全不符的。因为加入WTO以后，中国政府承诺，在法律适用和实施方面将采用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关贸总协定》规定：“每一个缔约方应当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所有的法律、法规、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货物贸易的若干专门协定中也有相同或者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政府在实施法律方面必须信守诺言，如果不能做到统一、公正、合理，那么，不仅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还将背离政府管理目标，影响行政效率，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形象。它所带来的损失不仅是短期内的经济损失，更是长远的信誉损失。所以，加入WTO以后，我们首先应当解决政府的守信问题。当然，政府是否守信，不单是政府官员的个人素质和品行问题，更是政府机关行使权力的观念和责任问题。只有当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行使规则有一个正确深刻的了解，认识到政府的每项权力都来自人民的赋予，必须在合法的范围以合理的方式行使权力，错误行使权力必须承担责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树立起政府守信的观念。
由权力政府走向责任政府
政府行使权力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把行使权力当作政府唯一的存在方式，甚至忘却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始终认为政府就是用来行使权力，管理社会，约束相对人行为的。谈到权力，大家你争我夺，实践中不断出现抢夺处罚权、强制权、发证权、收费权的立法纷争和执法冲突，也产生了层层审批、处处盖章、公文旅行、漠视相对人权利的各式官僚主义。谈到责任，个个退避三舍，想方设法为自己留出不受监督的领地，形成了很多法院不能审查的权利救济真空。权力政府在权力膨胀的同时不仅造就了官僚主义，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为可怕的是，它颠倒了民众和政府的主仆关系，消解了政府的责任，从而使擅断的权力更加恣意。事实上，承担责任是政府的第一要义，它不仅意味着政府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责任，拒绝应该行使的权力也是一种失职，还意味着违法行使权力必须承担法律责任。WTO规则中有一项重要的原则就是保障司法审查原则，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贸易领域，任何影响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政府行为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政府必须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由利益政府走向中立政府
过去我们的政府往往与企业或者经济集团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当政府负担起大多数企业的盈亏盛衰责任时，正义的天平难免会发生倾斜。尤其当政府官员的升迁奖惩与部门或者地方经济利益、企业效益挂钩时，更难保持政府的中立与公平。一个陷入利益瓜葛的政府不可能是公平的政府，也就难以发挥政府的规制协调和裁决功能。从以往的教训不难看出，政府开办的企业、市场有时会成为政府机关攫取私利的手段，有时也会让政府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不仅破坏了公平和谐的市场竞争秩序，也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地位。加入WTO以后，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不仅要求政府在各个贸易成员国之间保持公平和中立，而且也意味着对所有的市场主体都一视同仁。可见，从利益政府走向中立政府已经是大势所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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