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注册商标罪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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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向××擅自加工制售假冒ZIPPO、BOSS商标的砂轮打火机，被温州市工商局现场查扣ZIPPO商标打火机97370只，价值87633元，BOSS商标打火机5350只，价值4280元。温州市鹿城区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向××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张××伙同韦××等人在佛山市棉纺厂内其开设的惠而顿公司利用回收的旧“惠普”硒鼓、墨盒进行再生产，然后贴上“惠普”商标的标识以及用有“惠普”商标标识的包装盒进行包装后进行销售。张××将其中的“惠普”商标的硒鼓3133个及“惠普”商标的墨盒13745个销售给张××等人，销售收入达人民币1294650元。法院判决：被告人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构成

有关“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案例在网上还可以检索到很多，说明这种罪还是比较普遍的。“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指违反《商标法》的规定，未经注册商标人的同意，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如何处罚？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行为人在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时，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注册商标所有人”即商标注册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就是行为人在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时，没有征得注册商标所有人同意。所以本罪应当严格和商标许可发生的纠纷分开，在商标许可中，可能有些手续并不齐全，操作并不规范，当被许可人拒绝支付许可费时，许可人有的会考虑以“假冒注册商标罪”来威胁被许可人，或者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强制被许可人支付许可费。因为刑事手段直接让当事人面临牢狱之灾，对当事人的威慑力非常的大，在实务操作中这个罪比较容易被滥用。

2、行为人实施了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即使用的商标相同，而且用在同一种商品上。这两个“相同”必须同时具备。现实中更多的是将他人比较有名的商标改头换面，使消费者误认为是有名的商标，这种行为属商标民事侵权行为，不构成本罪。现实中傍名牌的行为有千百种，都是打擦边球想方设法将自己装扮成名牌的样子，目的是使消费者混淆自己与名牌的区别，这些都是民事侵权，而不构成本罪。那么如何把握这个罪名，其实很简单，假冒商标就像制作假钞，把它做成真的样子，越真越好，傍名牌只是将自己打扮成名牌的样子，样子象，但是还保留自己特色，和名牌做区分。就向上述案例中的张某某假冒惠普的墨盒，假的东西当成真的东西卖给消费者，这才构成刑法犯罪。

假冒商标是要坐牢的，在现实中，傍名牌的行为和假冒的行为大家还是分得清的，但是大家有一种非常危险的认识。在农村我们都可以看到农民兄弟用的、穿的都是NIKE，PUMA等世界顶级名牌，他们当然不可能购买正牌的世界名牌，他们买的“世界名牌”的价格非常的低廉，名牌的商标是随意贴上去的，这种情况大家可能是司空见惯的，在北京原来的秀水街就以假冒名牌而闻名世界，大家都知道是假冒的，但是价格相差巨大，无论是中国人还外国人都有很大的购买兴趣。由此大家就产生了一个误解：假冒商标，只要价格差别大，大家明知是假的就不构成“假冒商标罪”，只是普通的商标侵权。这是危险的错误，尽管在现实中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处理的，但是这个罪名的构成可不是这样的，没有经过他人同意，在相同的商品上使用他人相同的注册商标，只要销售额或收入达到一定的量就构成。现在这样处理，不等于以后还这样处理，这个案子这样处理，不等于那个案子也这样处理。

3、行为人实施了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情节严重。情节严重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情节严重”主要是指非法所得数额较大，给商标所有人造成较大损失或其他严重情节等。 在非法律人士看来，法律是神秘的，什么是“情节严重”？什么是“情节特别严重”这完全是法官自己说的，所以只要把法官搞定就“情节不严重了”，其实法律的适用是非常严格的，法官只能依法判决，普通百姓所能看到的只是基本法律，法律后面的解释，实施细则他们并没有去检索，所以产生误解。关于什么是“情节严重”什么是“情节特别严重”下面的内容会引用具体的法律规定。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处罚

刑法对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犯罪，规定了两个处罚档次，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两高解释）以下情形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2）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上述案件中温州人向××的非法经营额在25万元以下，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被判处6个月的拘役应当说是比较轻的，两高解释是2004年12月出台的，该解释的出台明显加重了处罚力度。
以下情形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2）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3）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上述第二案例判处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因为非法经营的数额比较大，达到一百多万元。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探讨

王春胜


　　无效合同与合同无效并非同一含义。无效合同是合同的种类之一，而合同无效则为合同的法律效果。无效合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除无效合同之外，可撤销合同经撤销之后，效力未定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以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等都可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52条虽然以“合同无效”进行表述，但其实际上就是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无效合同是绝对无效、当然无效、自始无效，而合同无效并非都为自始无效，一般认为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不发生溯及无效的法律效果。虽然无效合同其无效为当然无效，但是合同是否有无效原因，当事人间有争执时，主张合同无效的当事人，不妨提起无效确认之诉，请求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我国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反观国外立法例，则存在不同规定。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规定：“一切物权或债权的诉权，均经30年的时效而消灭，．．．．．．”，这一规定所确定的时效期限适用于对绝对无效行为的主张权利。而意大利民法典第1422条则明确规定，契约因绝对无效行为而产生的诉权，不因时效经过而消灭。在我国民法学界，传统见解认为主张无效法律行为的无效不应有期限的限制，认为无效法律行为可在任何时候主张无效。传统见解所持的理由为：因权利不行使经过相当时间而影响权利的存续或其行使的，或为除斥期间，或为消灭时效其客体或为一定的形成权，或为一定的请求权，并不包含得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权利在内，从而权利人的永久地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并且，传统见解认为法律行为之无效以绝对无效为原则，而具有绝对无效原因之法律行为影响公共利益，瑕疵程度最为严重，更须彻底的阻止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故不应限制当事人或第三人主张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的时间。但是新近的观点认为，在此问题上应区分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认为在绝对无效的情形，法律行为的订定违反私法自治生活的基本法律秩序，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一般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而法律政策上应尽量增加或提高法律行为被宣告为无效的机会。在相对无效的情形，法律行为虽具有无效的原因，但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个别的、特殊的利益或特定当事人的私人利益，因而为避免使无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他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故而对主张无效应有一定期间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该观点认为，就瑕疵法律行为在效力上的处罚类型而言，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较接近或类似固有的、典型的无效法律行为，而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则较接近或类似于可撤销与效力未定法律行为。因而，尽管传统见解与新近观点在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区分标准及其实益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皆认为无效法律行为为（或近似于）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认为主张无效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都不应该存有时间上的限制，以达法律政策上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然而，我国有论者认为，无效合同的无效主张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应适用诉讼时效。该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存在价值上的冲突，认为如果对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那么基于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所有的法律关系就有可能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的不安状态，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进而主张对于主张合同的权利，应该有一个期限的限制。本文对此不敢苟同。法律行为无效的主张或确认，其权利行使期间限制的目的在于调和二种互相冲突的法价值，即国家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干预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冲突。关于如何调和该价值冲突，我国台湾学者有认为，应区分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进行分别处理，已如上述。而且，我国立法亦采相同做法。按照上述见解及相关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为绝对无效，因其所违反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应强调国家对合同效力的干预，使其终局的、确定的不发生任何效力，而不应对主张无效或确认进行时间上的限制。
　　此外，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依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是当然无效，并不以法院的确认为要件，但是当事人或者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却可能对合同是否具有无效原因存有争议，不妨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当事人或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时，其所依据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需要澄清的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概念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德国著名学者卡尔?拉伦茨认为，“《民事诉讼法》上的请求权大多指，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权利主张．．．．．．原告只对于他所要求的给付才有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相反，在确认之诉中则无须把他作为《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请求权来看待，因为在这样的诉讼中，诉讼的标的是一切权利或法律关系。[尽管《民事诉讼法》在这里也称在诉讼中提出请求，但实际上的意思是诉讼争议标的。”由此可见，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因其不属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再次，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一定必然地破坏交易安全。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终局的、确定的归于无效之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如果当事人一方已经将取得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的，则应区别第三人的善意与否，第三人为善意的，法律应保护其所取得的利益。关于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法律行为之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理论上应作出一定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