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慎用逮捕权

摘　要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案件时，应当树立无罪推定、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依法全面、正确掌握逮捕条件，慎用逮捕措施；建立、完善权利义务告知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等申诉权及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权；建立和完善听取、听证及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完善跟踪监督及考评机制。
关键词：无罪推定、慎用捕权、保障人权；告知制度；听取、听证及法律援助制度；跟踪监督和考评机制。
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与公民权利保障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关于逮捕强制措施的实施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等（包括被告人，下同）人身自由权利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如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缺陷;司法人员执法理念陈旧，忽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普遍存在着“以捕代侦”的错误做法和“有罪逮捕即不错”的错误认识；对审查逮捕案件缺少必要的跟踪监督及考核机制等等。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利常常遭到侵犯而又缺乏救济途径。因此，为依法全面正确掌握逮捕条件，慎用逮捕措施，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等的人权及其他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侦查监督工作的实际，笔者谨提出以下观点，以期抛砖引玉。
一、慎用逮捕权的必要性
1、现行司法制度的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按照这一规定，实施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即：（１）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２）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３）有逮捕必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８６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从上面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有逮捕必要”是逮捕应当具备的必要条件之一,其涵义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没有明确的界定方法和依据。是否“有逮捕必要”并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案件承办人的主观判断，是否有社会危险性只是一种判断、分析，与承办人的业务素质、能力、水平和执法理念等都有联系。法律对没有必要逮捕的情形又没有作具体的规定。诸如不必要逮捕适用于哪几种类型的犯罪；判处什么刑罚以下可以适用，以及特殊适用规则等等。
因此“有逮捕必要的”是一个模糊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再加上由于对不捕后可能发生犯罪嫌疑人逃跑，致使刑事诉讼无法进行的担心，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往往一捕了之，将犯罪嫌疑人羁押于看守所便“高枕无忧”。至于是否有逮捕必要不加考虑。
2、现行司法人员的执法理念陈旧
根据我国刑事法律法规和政策,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当并重，不能偏废。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过分强调对社会公共权益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私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审查逮捕中，司法机关往往过分强调对社会公共权益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私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普遍存在着“以捕代侦”的错误做法和“有罪逮捕即不错”的错误认识。
从执法理念上看，司法实践中，不少执法人员仍受落后的执法思想所左右，有的把逮捕作为一种刑事处罚。而逮捕只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再发生社会危险性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它本身不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刑事处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执法人员，片面强调逮捕的作用，认为“只要构成犯罪”就要逮捕，逮捕才能体现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有的把逮捕作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侦查人员出于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疏于利用侦查技术、手段，通过侦查人员的智慧和艰苦的侦破工作去侦破案件，收集证据，而是采取一劳永逸的方法，将犯罪嫌疑人逮捕，通过刑讯逼供或指供、诱供等方式，来收集证据，也就是法学界常说的，让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有的出于“求稳怕错”的思想。适用是否“有逮捕必要”条件的度难以把握，风险比较大。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是否“有逮捕必要”并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案件承办人的主观判断，如果适用“无逮捕必要”作不捕，一旦发生犯罪嫌疑人外逃、自杀或再次危害社会等情形，检察机关承受的压力很大。因此从“求稳怕错”的思想出发，办案人员不愿冒这样的风险，因而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犯罪嫌疑人也作了逮捕。
3、逮捕权滥用的后果
第一，没有严格依法办案,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没有逮捕必要应当属于当事人的权利，而非司法机关的权力。“过去我们比较突出强调打击犯罪，仅仅把检察机关看做惩治犯罪的国家机器。按照现代司法更加科学、民主、文明、公正的发展趋势来看，司法工作面临很重要的转变。我们要转变到更全面的观念上来，要通过司法活动不光惩治犯罪，同时保护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合法权益”，“通过诉讼活动打击犯罪固然是一层意义上保护，保护了国家、社会和被害人的权益。但在法治社会的诉讼活动中，还有很多复杂的法律关系、法律利益是需要关注和考虑的。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规定，更充分、更全面地保障各方面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成为现代法治对司法工作提出的一个鲜明要求。”
第二，不符合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审理，定罪处罚，从法律上讲，他（她）还是个“无罪”的人，因此除非确系必要，不应当逮捕而剥夺其人身自由。
此外，对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也不利于无罪推定原则的更好贯彻，不利于减轻检察环节的国家赔偿压力。
第三，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没有逮捕必要而逮捕，致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看守所经常处于超定额羁押状态,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看守所只能容纳羁押八个人的监房里，却羁押了近二十人，致使羁押人员晚上只能坐着睡觉，客观上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休息权利，也不利于看守所的管理及羁押人员的卫生、健康等，从而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在这些被捕的人中，却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必要逮捕的。
第四,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其目的除了惩罚犯罪，通过对犯罪人本人的处罚，达到特殊预防，并警示他人外，还有一个改造、教育的功能，这就是改造、教育当事人，使其改邪归正，回归社会。而对于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这种严厉的强制措施，在客观上会在其心灵深处投下阴影，不利于其今后顺利地回归社会。另外也不利于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使一些初犯偶犯以及青少年犯在羁押过程中成为传授犯罪方法或教唆犯罪的对象。
4、国际人身强制措施,的发展趋向
鉴于强制措施尤其是羁押本身的风险性,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基于保障人身自由权才是保障一切人权的基础这一共识,各国均对人身保全措施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
而防范强制措施风险的另一有效方法,是保释制度。在西方国家,除少数特殊情况外,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原则上都可以被保释。正是由于保释制度的存在,使刑事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控制降低到了最大限度,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强制措施可能带来的风险。
在英美法系中,羁押的释放主要体现为保释制度。从渊源上看,美国的保释制度起源于英国,因此两国均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从理论上,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两国均创立有一种有利于保释的法律上的推定,除少数情况外,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应保释出去等待审判。
二、关于对犯罪嫌疑人慎用捕权 ，保障其基本人权的几点构想
（一） 树立无罪推定，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慎用逮捕权。
惩罚犯罪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但在司法实践中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往往会发生矛盾冲突。如在在审查逮捕中，司法机关往往过分强调对社会公共权益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私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普遍存在着“以捕代侦”的错误做法和“有罪逮捕即不错”的错误认识。而根据我国刑事法律法规和政策,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当并重，不能偏废。如果只注重打击犯罪，忽视人权保障，势必导致蔑视法制、滥用捕权，这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而且，这样做不仅不能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相反将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笔者认为:为严格把握逮捕条件，慎用逮捕措施,首先要认真把握“有无逮捕必要”的立法精神，坚决摒弃“以捕代侦”的错误做法和“有罪逮捕即不错”的错误认识。全面正确理解、严格执行关于逮捕强制措施的法律和政策。据此，笔者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一般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予逮捕的决定。
（一）偶犯、初犯、过失犯；
（二）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三）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
（四）犯罪预备、未遂或中止的；
（五）被胁迫参加犯罪的；
（六）全部退赃、退赔并有悔罪表现的。
但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等社会危险性的，即使符合上述六点，也应当依法予以逮捕。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有无逮捕必要”的举证责任在司法机关。也就是说，如果司法机关没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等社会危险性的，而审查逮捕的案件具有上述六种情形之一，且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一般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予逮捕的决定。
当然，如果一昧地讲人权保障，不讲打击犯罪，特别是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杀人、抢劫、强奸、投毒等恶性犯罪等等,如果不进行有力追究和严厉打击，势必导致犯罪猖獗，人民无法安居，社会不得安宁，国家建设、经济发展随之化为泡影，这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因此笔者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社会影响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为了严厉打击犯罪，一般应当予以逮捕。
（一）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或主犯；
（二）犯杀人、抢劫、强奸、投毒等恶性犯罪，应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且认罪态度不好的；
（三）累犯、惯犯，或可能继续危害社会或恶习较深的，缺乏保障诉讼必要条件的；
（四）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
（五）其他可能有碍侦查的。
（二） 建立、完善权利义务告知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等申诉权及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权。
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完全由司法机关决定，作为被控诉一方的犯罪嫌疑人只能被动接受，没有申诉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认为司法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有错误，对被采取的强制措施不服时，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因此，为促进司法透明，加强社会监督，保障逮捕措施的正确实施，笔者认为在审查逮捕阶段，应当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首先告知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如：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对与本案无关问题的讯问，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对侵权提出控告的权利；对侵权提出控告的权利；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诉权以及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权。
同时也应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诉权。
（三） 建立和完善听取、听证及法律援助制度。
在审查逮捕阶段，为防止错误逮捕、保障犯罪嫌疑人参与诉讼，笔者认为检察人员除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关于适用逮捕措施的意见外，还应当认真听取侦查人员、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等人关于适用逮捕措施的意见。具体如下：
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汕头市人民政府印发《汕头经济特区城市房屋拆迁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汕府〔2003〕151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筹备组），市府直属各单位：
《汕头经济特区城市房屋拆迁评估管理暂行办法》业经2003年8月19日市人民政府第十一届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汕头市人民政府

　　　　　　　　　　　　　　　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汕头经济特区城市房屋拆迁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汕头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房屋拆迁评估行为，维护房屋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汕头经济特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及有关规定，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特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进行城市房屋拆迁评估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从事城市房屋拆迁的评估机构应是具备房地产价格评估资质，并经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公布的可以从事城市房屋拆迁评估的房地产评估机构。
第四条　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以下统称委托人）应当委托具有拆迁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被拆迁房屋进行评估。
第五条　拆迁人应在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和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或市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发布《房屋拆迁公告》后方可委托评估。
第六条　房屋拆迁评估分为分类评估和分户评估。
分类评估是指评估机构对被拆迁范围内的同类用途和结构房屋，结合其新旧程度和邻近房屋的市场交易价格等因素进行的房地产市场平均价格的评估。
分户评估是指评估机构对被拆迁范围内某一被拆迁房屋的市场价值的评估。
第七条　分类评估由拆迁人委托评估机构进行。
拆迁人可在《房屋拆迁公告》发布的同时，从拆迁范围内根据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产权登记情况等因素，有代表性地选择部分房屋委托评估机构进行分类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送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或市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以《房屋拆迁补偿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
选择用于进行分类评估的各类被拆迁房屋，每类不得少于3宗。
第八条　凡属以下情况的，应进行分户评估：
（一）拆迁双方协商决定进行分户评估的；
（二）被拆迁人不接受分类评估结果，拆迁双方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
（三）需要由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或市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裁决的；
（四）无主房屋、代管房屋、业主死亡无代理人或代理人不明确的房屋、有产权纠纷的房屋，以及其他产权不明确的房屋。
第九条　评估机构在接受拆迁人委托时，应查验《房屋拆迁许可证》和《房屋拆迁公告》。
拆迁人对《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范围内的房屋的分类评估，应委托同一家评估机构进行。
第十条　评估机构接受委托后，不得向其他评估机构转让受托的评估业务。
第十一条　委托人应与委托的评估机构就委托事项签订《房屋拆迁评估合同》。
第十二条　评估机构应严格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评估。
第十三条　房屋拆迁评估应遵守下列原则：
（一）对房屋价格的评估仅限于被拆迁房地产无权利负担的公开市场价值，不考虑租赁、抵押等权利限制的因素。
（二）评估对象为被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和该房屋及其附属物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不包含被拆迁房屋的室内装修装饰价值和水电初装费，也不包含房屋拆迁中的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业、停产的补偿费用。
（三）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评估。末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拆迁评估，应根据批准期限减去已经使用年限后的剩余年限评估其残值。
（四）已依法办理报建手续的在建工程，按其实际工程量评估其价值。
（五）房屋拆迁评估价格时点为《房屋拆迁公告》发布之日。
第十四条　委托人应在约定期限内提供评估必需的资料，协助评估机构开展现场勘察等工作。
第十五条　被拆迁房屋所在的房地产交易管理机构应为有关的评估机构开展工作提供方便，协助提供有关的房地产交易信息。
第十六条　评估机构应当按照委托合同约定的时间向委托人出具评估报告。
估价报告必须由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并加盖评估机构公章后方可生效。评估报告一式三份，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各执一份，一份报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评估机构有义务向房屋拆迁当事人解释评估的依据、方法、评估结果的产生过程等。
第十八条　评估报告可作为确定房屋拆迁货币补偿金额的依据，也可作为拆迁房屋产权调换结算差价的依据，但不得作为其他用途。
第十九条　对属本办法第八条第（四）项规定情形的，拆迁人应在委托评估机构进行分户评估后，将评估报告一并办理证据保全手续。
第二十条　评估机构可按物价部门规定标准收取评估服务费。评估服务费由委托人负担，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对依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实行分户评估的，其委托主体及评估服务费负担，按下列办法执行：
（一）属第（一）项的评估，由拆迁双方共同委托，评估服务费由双方各负担50%。
（二）属第（二）项的评估，由被拆迁人委托；被拆迁人不委托的，可由拆迁人委托。该项评估服务费由双方各负担50%，并由委托方先行全额支付。
（三）属第（三）项的评估，由裁决申请人委托并承担评估服务费。
（四）属第（四）项的评估，由拆迁人负责委托，并代付评估服务费。
第二十二条　拆迁当事人对分户评估的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接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委托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重新评估结果与原评估结果不一致的，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认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认定不成的，一方可以向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指定评估机构对双方提交的评估报告进行复核，并按复核结果确认。复核的费用，由申请人承担；但复核结果与原评估结果差额超过复核结果5%（含）的，由原评估机构承担。
第二十三条　拆迁当事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委托重新评估的，该评估结果为最终的拆迁补偿依据。
第二十四条　评估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城市房屋拆迁评估资格，并予以公告：
（一）违背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出具虚假评估报告的；
（二）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三）允许他人借用自己名义从事房屋拆迁评估业务或转让业务的；
（四）违反《房地产估价规范》及本办法规定的评估原则，情节严重的；
（五）以不正当理由或名目收取额外费用的；
（六）不履行评估咨询义务的；
（七）其他违法行为。
评估机构不按照规定进行评估，造成委托人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责任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3年11月1日起施行。